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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爱出风头的汪院长，不但亲赴上海接待卓别林大师，还率领大小官员一起捧场，还在上海虹桥公园发表了即兴演讲，宣称“中美合作，将取代中德合作，将与苏联、日本和英国等大国一起，共同维护远东的国际秩序”。

    从表面上来看，老汪的发言也没什么稀奇之处，因为许多政治人物，都喜欢发表这般“高大上”的外交辞令，以及发疯似的胡说八道，可惜汪院长不学无术，又不怎么喜欢关心国际大事，这番无脑之言，刚好让希特勒、戈林、戈培尔等德国政要，火冒万丈，还以为华夏即将抛弃德国，转而与英美结盟。

    1936年1月，德国为了团结华夏，还主动提出帮助南京国民政府，建立南京宪兵队伍。3月1日，老蒋还在美国访问时，华夏宪兵学校就已经悄悄的开张了，日后号称无敌的中华宪兵，就出自这所特殊的军事学校。

    然而更令德国人仇大苦深的是，1922年法国曾借口德国没交付战败赔偿金，与比利时军队一起，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区，制造了震惊全球的“鲁尔危机”。1935年5月2日，法苏两国又签定了《法苏互助条约》，从战略上对德国形成东西夹击，有效时间5年，生效时间正是1936年3月26日。

    因此，1936年3月7日，希特勒决定军事冒险，单方撕毁了《凡尔赛和约》和《洛迦诺条约》，命令德军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，并在那里修筑了军事工事，目的是为了防御法国军队对德国随意侵犯的可能。

    当然，刘郧与法肯豪森身在远东，压根不知1935年至1936年，德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再次出现危机，希特勒此番军事冒险，也有转移社会关注焦点的意思。

    因此，汪院长的一番外交辞令，真的令人很难说喜、很难说悲，更多是一种无知吧，而就在德国愤怒的时候，日本首相兼外相，广田弘毅，及时抓住了机遇，派出特使松岗洋右，秘密会见了德国的空军司令戈林将军。

    戈林是一战期间的飞行英雄，目前是柏林的核心政要之一，日后还登上了德国空军元帅的宝座，因此很得希特勒的器重，经常与“外交部新星”里宾特洛普一起，游说希特勒与日本人结盟，并将国内的温和派定义为“华夏游说团”，其矛头直指外交部长冯·纽赖特，战争部长冯·勃洛姆堡，以及国防军之父冯·塞克特等鸽派人士。

    幸好本时空有刘郧的出现，及时的提供了初级治疗液，导致冯·塞克特将军没在1936年与世长辞，因此“鸽派”在德军之中仍有很大的影响，暂时没让戈林等人的阴谋得逞。但是希特勒本人却心动了，已经派里宾特洛普担任他的特使，专门谋划“柏林—罗马—东京”得轴心计划，以及反对红色苏联的“防苏协定”。

    尽管德国鸽派在尽力延迟战争的到来，但是许多政治家都看到了一点，“日德结盟是大势所趋”。

    法肯豪森将军在华夏待了很久，对华夏的基本国情极其了解，尤其深知华夏民众的淳朴与善良，倘若有朝一日，让他们与日本鬼子一起侵略华夏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，导致他深感良心不安，这就是他来真君庙祈祷的真正缘故。

    刘郧可是未来人，对于德意日三国结盟，形成二战法西斯阵营的轴心，也是早有心理准备，这些年来他虽然为德国人，提供了很多的资源与技术，但是从来都没将抗战的未来，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奇迹上。

    日德结盟，是这个特定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，因为德国的陆军历来很强势，但是海军方面却极其弱势，而号称世界第三的日本海军，却刚好能弥补这个致命的弱点，这一点，根本不是华夏在短期内能够迎头赶上的。

    民国时期的华夏，是个国土庞大、人口众多的国家，却也是个全球知名的弱国，尤其是军事力量方面，不要说与英法相比，就是与日本相比也差之甚远。

    今后华夏也许真的会强大起来，但是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之内，恐怕是没什么希望了，而德国的复兴之战，将在二三年之内打响，因此不能将宝押在华夏身上，那么主动积极的日本人，就成了柏林的最佳选择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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